(声明：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

　　河南南阳，乡镇教师的月工资大约1500元左右。每年，他们要拿出数百元征订当地党报《南阳日报》。“这是一项政治任务，你订也得订，不订也得订！”校长说。

　　背后的操盘手则是南阳宣传部门官员。他们的逻辑是：教师是吃财政饭的，所以不能算是强行摊派，只能算是“公费订阅”

　　★ 本刊记者/周华蕾(发自河南南阳)

　　“又涨价了，比《人民日报》还贵。”

　　2008年立冬后，第12周周会上，校长向许小冰和其他老师们宣布了订《南阳日报》的消息——全年318元。2009年，这份报纸涨了90元，许小冰的月薪只涨了30元。

　　但“这是一项政治任务，你订也得订，不订也得订！”许小冰说。这是“校长在会上严肃地传达的理念”。

　　许小冰是南阳市唐河县一名乡村小学教师。她已经记不清这是被“自愿”订阅南阳市委机关报的第几个年头了。但她始终想不明白：为什么逼我订？

　　“唐僧肉”

　　2008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下午，南阳市200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两度召开。

　　南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一再强调，“确保党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”，最后要求，“11月底前圆满完成《南阳日报》等党报党刊征订任务”。

　　近年，曾在计划经济时代占绝对优势的党报党刊，不断受到都市报和新兴媒体的冲击。全国记协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，地级党报的发行量仅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六成。但在人口逾千万的南阳市，《南阳日报》的发行量经久不衰。据其公开数据表明，《南阳日报》1991年发行数量为11万份，2008年为14万份，势头“稳中有升”。这和《南阳日报》强有力的发行系统密不可分。

　　发行会刚一结束，《南阳日报》就广而告之，“一份市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报纸，你订了吗？”为了“方便党报走进千家万户”，南阳市区个人的全年订阅费用是120元——这和老师的318元的订阅费用几乎差了3倍。因为《南阳日报》发行中心以及南召县(南阳下辖)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均认为，吃县财政饭的老师即使从工资里出钱，也“属于公费订阅”。

　　然后是各个县的征订进度竞赛。那段时间，许小冰总能在中央台的电影频道看到当地电视台插进去的滚动字幕，汇报着：第一名，宛城区；第二名，内乡县；第三名，西峡县。

　　《南阳日报》的发行量从市委宣传部到县委宣传部的一个订阅任务量，再从县委宣传部到各乡镇各部门的精确分配，最后总是沉甸甸地落到“最需要学习”的老师头上。

　　拿唐河县一所普通乡村小学来说，平均15个老师需要购买12份《南阳日报》，合计近4000元。在邓州县某初中，甚至有老师把订《南阳晚报》的任务摊给学生，每人交4元钱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掌握的资料，在南阳市的15个县市区里，已有多处教师抗议过《南阳日报》的大规模摊派。抗议者是清一色的乡镇教师。市区的老师没有订阅任务。“以前唐河县城关的老师也得订，后来一闹，也就没事了。”许小冰说。

　　按国家规定，要保证党报党刊的公费订阅。而对于势单力薄且债台高筑的乡镇小学，经费寥寥无几，还时常得咽下各级领导的摊派任务。面对一个不得不消化的订阅数字，那些终于在2003年吃上“财政饭”的乡镇老师们便成了“冤大头”。之前，他们被拖欠工资是常事。

　　“这年头，老师像块唐僧肉。”许小冰说。有老师隐约觉得不对劲，比如2007年底，每两个老师合订一份《南阳日报》(228元)和《南阳晚报》(120元)，每个人交了212元，等于交了1.2倍的钱，拿了一份报纸。在偏僻的乡镇，报纸一星期一送，报纸没人看，都成堆了。

　　但除了忍气吞声，似乎没有别的办法。“现在乡村学校编制很紧张，一来怕被开除，二来不想被调到离家人很远的地方。”

　　“花钱买平安”，这是许小冰和同事们的共识。

　　不订就“树典”

　　许小冰平时也读报，但“我一般不看《南阳日报》”。

　　“如果你这消息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，我们当然关心。像《人民日报》传达中央精神，让我明白国家的政策导向。《南阳日报》，它就是一份市领导县领导的起居录，广告很多，还炮制新闻。”

　　许小冰的家乡唐河县因境内的唐河而得名，过去清澈见底，而今已为工业建设付出惨重代价。“前几年报纸上说，唐河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，‘2006年底建成投入运营’，到现在还没动静，污水还是往河里排，脚踩进去油腻腻的。”

　　还有远程教育。2007年10月16日的《南阳日报》说：“我市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年底前将实现100%覆盖”。许小冰说：“明明各农村学校配备的远程教育器材只有一套，很多学校还没有老师熟练掌握操作常规，甚至连开机关机都不清楚，很多学校的这一系统基本闲置，个别学校的这一系统安装不久就被盗被毁坏，老师们很难摸到，学生用也难得。”

　　最让许小冰哭笑不得的，是县机关报《唐河消息》(已停刊)曾推出“唐河教师踊跃征订《南阳日报》”的报道。与此相反，不合作者也会被“树典”——

　　“内乡裕隆花园酒店已经申报了三星级宾馆，负责人自称该单位是学习型企业。然而，该单位却没有征订一份党报。记者郑重告诉李峰(负责人)：征订党报党刊是学习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，是营造企业文化和学习氛围的需要。该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内乡裕隆花园酒店学习风气非常浓厚，正在打造学习型企业。记者心生疑窦，连一份党报都不征订，怎么可能打造“学习型企业”？怎么可能达到与三星级宾馆、酒店相匹配的软件建设？不仅如此，这位负责人还说，不怕登报曝光，不订还是不订。”

　　这条新闻上了《南阳日报》2004年12月24日的头版。

　　夹在行政的罅隙里，教师们敢怒不敢言：一方面，“踊跃”订阅的教育部门常常为广大市民作示范效应；另一方面则是强迫征订，即便一家三口全是教师，也不能幸免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了解，2008年，在很多贴吧上《周口日报》《郑州日报》《徐州日报》摊派的质疑声不绝于耳。

　　2003年年底，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说，“党报摊派依然存在”，“且集中在乡镇一级”。

　　现实是，越是基层贫困的地方，地市级党报的摊派压力越大，越难“贴近”。

　　“极个别现象”？

　　2003年报刊治理工作后，地级党报的人头摊派从农民转移到吃“财政饭”的乡镇教师身上。此后3年，央视《焦点访谈》和《新闻调查》曾对乱摊派的地市级党报多次曝光。2004年，河南省汝南县三里店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、校长因为摊派《驻马店日报》受到撤职处分。

　　一位被迫征订报刊的老师认为，“下面的教育部门只是在背黑锅”。

　　事隔4年，在距离驻马店150公里之遥的南阳，摊派仍在继续。

　　一位向上级反映情况多年的老师说，“不但没人管，还加码儿了。《南阳日报》价格上涨不说，本来1995年还是两人合订一份，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变成人手一份了。”

　　而各级负责人对摊派情况的反映不尽一致。

　　一名乡镇小学的校长对此迟疑着说：“这个问题不好讲，服从领导是我们应该做的”。

　　唐河县教委一名负责过发行工作的离职人员说：“咱也没办法。”

　　唐河县宣传部副部长金少庚表示不知道摊派一说，他说：“我们都是从各单位的财政拨款里拿的。”

　　全权负责《南阳日报》发行工作的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里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摊派是“极个别现象”，认为记者所言“过于严重”。

　　12月22日上午10时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来到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，该科室示意记者应该去找宣传部的对外宣传办公室。之后，外宣办主任薛霆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说，“党报党刊不叫摊派”，建议记者先返回学习中央相关精神，同时建议记者“以报道南阳市的发展建设和旅游景点为宜”。

　　16：31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两次致电新闻科，工作人员在表示征求领导意见后，拒绝了采访。

　　2005年报刊征订高峰前夕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再次把报刊治理提上重要日程。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强调，“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地方各级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等各部门均不得通过发文件、下指标等手段摊派发行报刊”，并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大督察、责任追究和教育力度。

　　发文件、下指标的方式已成为禁区，而被南阳市委宣传部默许的是，基层部门以“各种方式”确保发行数量稳定。

　　2008年底，《南阳日报》的征订工作接近尾声。11月28日的《南阳日报》决出了第一名——《桐柏率先完成本报征订任务》，该县“分7个小组，划片分包单位，任务落实到人，一天一督促、一天一汇报，对率先完成任务的单位予以表扬，对完不成任务的加压增责。”

　　12月初，许小冰从校长办公室领回了近两个月的《南阳日报》，厚厚一沓。没有翻一下，这些报纸便被悉数送去校门口的废品回收站。

　　“八毛五一斤，一年的报纸能卖三四十块吧。”许小冰掐掐指头说。★(应受访者要求，许小冰为化名）